COP30 深度專文｜為何全球仍無法達成「化石燃料淘汰（Phase-Out）」？

在全球升溫已逼近1.5°C 的情勢下，今年 COP30 原本被視為國際社會有機會邁向歷史性共識的一屆，在亞馬遜的象徵性場域裡，明確承諾「逐步淘汰化石燃料（phase-out fossil fuels）」。然而，最終文本並未納入這項全球期待已久的關鍵語句，而僅留下「加速潔淨能源轉型」以及「逐步減少未減排的化石燃料」等模糊措辭。這個結果迅速成為國際討論焦點，更被許多科學家與氣候脆弱國視為 COP30 最大的缺憾。要理解這項失敗，我們必須從科學、經濟、地緣政治與氣候正義的角度解析其背後複雜的結構性限制。

首先，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化石燃料淘汰的重要性無須贅述。IPCC 的最新評估指出，要維持升溫控制在 1.5°C 之內，全球必須在短時間內大幅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尤其是煤炭必須迅速退場，石油與天然氣也需在本世紀中葉前幾乎完全退出能源結構。換言之，若沒有明確的「phase-out」，全球減排路徑將難以符合科學要求。然而，科學上的必要與政策上的可行性並未畫上等號，這也是 COP30 在此議題上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地緣政治層面，產油與天然氣出口國對淘汰化石燃料持強烈反對立場。許多中東與非洲國家的國家財政高度依賴化石燃料，不僅是主要出口產品，更是政府收入與社會穩定的基礎。對這些國家而言，接受 phase-out 等於自我削弱經濟命脈，因此在談判中採取強硬抵制策略，最終成功將這項語句排除。這樣的態度不難理解：除非國際社會提出明確、有規模且長期的轉型支持，否則要求這些國家接受化石燃料淘汰近乎不可能。

除了產油國之外，多數亞洲大型經濟體也對完整淘汰化石燃料持保留態度。中國、印度、印尼、日本等國皆在會議中強調「能源安全先於一切」，原因在於這些國家仍依賴大量煤炭與天然氣來支撐工業與社會運作，而再生能源基礎建設尚未足以替代大量且穩定的電力需求。對它們而言，貿然承諾化石燃料淘汰將對經濟造成高度風險，因此選擇支持較具彈性的「phase-down（逐步減少）」而非「phase-out（淘汰）」。

全球能源體系尚未準備好也使得「淘汰化石燃料」成為政治上難以承諾的詞彙。即使再生能源迅速成長，但輸電網、儲能系統、綠氫、低碳工業技術等關鍵基礎建設仍嚴重不足。特別是鋼鐵、水泥、化工、航運等難減排產業，短期內仍缺乏成熟的零碳替代方案。此外，全球多國近年把天然氣視為「過渡燃料」，在產量擴張與供應依賴的背景下，其政治與經濟利益與化石燃料出口國緊密重疊，使淘汰議題更加複雜。換句話說，即便全球願景一致，但現實中的能源依賴與技術成熟度差距，仍使得 phase-out 成為各國不敢輕易承諾的方向。

氣候正義層面也深刻影響了談判的動力。對小島國與許多最脆弱的開發中國家而言，化石燃料淘汰等同於生存議題；氣候變遷帶來的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衝擊讓它們不得不要求更快速、更明確的全球行動。然而，這些國家在談判桌上的政治力量仍然有限，難以撼動產油國與大國之間的權力結構。儘管它們的呼聲在 COP30 場邊活動中強烈迴盪，但在正式談判場域中，最終仍未能改變成果。

在此情況下，企業與金融界的態度反而呈現出更積極的趨勢。儘管 COP30 不願承諾 phase-out，但全球市場已經開始向低碳化方向轉動。再生能源投資連續多年超越化石燃料新投資，金融機構強化對化石燃料的投融資限制，大型企業也因供應鏈減碳與貿易政策（如 CBAM）而提前部署能源轉型策略。值得注意的是，這意味著全球經濟的實際變化速度，可能比國際談判更快。然而，政策層面的落後仍會造成整體行動速度的延宕，使全球碳排放曲線難以在必要時點之前快速下彎。

展望未來，若全球要在 COP31 或 COP32 重新推動「化石燃料淘汰」的可能，各國必須在多方面同步提供條件，例如更強大的公正轉型資金、更明確的能源合作平台、更快速的技術突破、以及更具力量的氣候正義與金融市場聲音。沒有這些結構性的支撐，phase-out 將持續成為政治上難以跨越的障礙。

總結而言，COP30 之所以未能完成全球期待的化石燃料淘汰承諾，並非單一國家的問題，而是全球科學需求、能源現實與政治利益糾結的結果。這項缺席不是終點，而是一個再度提醒：科學已明確、氣候衝擊已逼迫，但政治行動仍然遠不及所需速度。未來的關鍵不在於「是否需要淘汰化石燃料」，而在於全球還能承受多少次錯失的機會。

SPACC 將持續追蹤其後續影響，並協助理解這場全球治理中的多重拉鋸，如何塑造下一個十年的氣候與能源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