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氣候調適資金缺口：誰來買單？
如果一座城市知道，未來幾十年海平面會持續上升，它應該現在就花錢加高海堤，還是等到洪水真的淹進城市之後再處理？
如果一家工廠知道，未來熱浪可能讓工人無法長時間工作，它應該現在投資隔熱、降溫、通風與能源系統，還是等到生產效率開始下降時再想辦法？
如果一個農民知道，乾旱與極端降雨會變得更加頻繁，他應該現在改種更耐旱的品種、建立灌溉系統，還是等到農作物歉收後再尋找補助？
這些問題表面上都是「氣候調適」（Climate Adaptation），但更深一層，其實都是同一個問題：誰願意為未來的氣候風險提前付錢？
這正是亞洲現在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
我們已經知道氣候風險正在增加，也知道需要投入更多資金建設防洪系統、改善水資源管理、強化農業韌性、升級城市基礎設施、保護沿海地區，以及提高醫療與公共衛生系統的應變能力。
問題是：錢從哪裡來？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2024 年《Asia-Pacific Climate Report》，亞洲及太平洋地區每年氣候調適的投資需求估計約在 1,020 億至 4,310 億美元之間；相較之下，2021–2022 年實際追蹤到的調適資金約只有 340 億美元。即使採用較低的需求估計，兩者之間仍然存在非常巨大的落差。
這不是一個單純的「缺錢」問題。
更準確地說，這是一個資本沒有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的問題。
而這也是亞洲氣候調適真正棘手的地方。
一、為什麼亞洲需要這麼多調適資金？
首先，我們需要理解「氣候調適」到底在花什麼錢。
減碳相對容易被想像成一項投資。例如企業安裝太陽能板，可以降低電費，同時減少排放；一座風力發電廠可以產生電力；電動車可以取代燃油車。
這些投資通常具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可以產生相對明確的現金流。
但調適不一定如此。
一座城市建造防洪設施，不代表它每年會因此產生更多收入；一家企業把工廠屋頂加裝隔熱材料，最大的價值可能是「未來少損失一些生產時間」；一個農村改善灌溉系統，價值可能是十年後的一場乾旱來臨時，農民不至於完全失去收入。
也就是說，調適投資的價值，往往不是「賺了多少錢」，而是「避免未來損失多少錢」。
這會直接影響資本市場如何看待它。
亞洲尤其特殊，因為它同時擁有高度密集的城市、快速成長的製造業、龐大的農業人口，以及大量位於沿海、河流與三角洲的經濟活動。
ADB 的研究指出，在高排放情境下，氣候變遷可能使 developing Asia 到 2070 年的 GDP 減少約 17%；到了 2100 年，損失可能進一步上升至 41%。海平面上升與勞動生產力下降將是重要的經濟損失來源，而低收入及較脆弱的經濟體受到的衝擊尤其大。
這裡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矛盾。
越需要調適的地方，往往越沒有能力支付調適的成本。
這使得氣候調適與一般基礎建設投資不同。
它同時是一個發展問題，也是一個金融問題。
二、真正的問題不是「需要多少錢」，而是「誰應該付？」
國際氣候政策談論氣候資金時，經常出現「billions to trillions」這個概念。
COP29 在 2024 年通過新的 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 on Climate Finance（NCQG），要求已開發國家帶頭，至 2035 年每年提供至少 3,000 億美元氣候資金給發展中國家，同時呼籲所有公共與私人來源共同努力，使流向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行動資金規模提升至每年 1.3 兆美元。
數字看起來非常龐大。
但這裡有一個重要區別：3,000 億美元並不等於全部都是調適資金。
氣候資金包含減緩（Mitigation）、調適（Adaptation），以及同時具有兩種目的的投資。
而在實際資金流中，減緩往往比調適更容易吸引私人資本。
原因很簡單。
一家銀行可以比較容易評估太陽能電廠的電價、發電量、營運成本與貸款償還能力；但如果要投資一個城市的排水系統，要怎麼計算它的「收入」？
它可能沒有直接收入。
它真正產生的是「避免洪水損失」。
這就是調適融資最根本的困難之一。
三、第一個買單者：政府
如果問「誰應該為氣候調適付錢」，第一個答案通常仍然是政府。
原因並不是政府比較有錢，而是很多調適措施本身就是公共財。
例如防洪堤、城市排水系統、公共醫療、供水系統、道路、橋梁、公共交通以及氣候預警系統，都很難要求單一私人企業承擔全部成本。
一座城市如果建造更完善的排水系統，受益的可能是整個城市，而不是某一家企業。
因此，政府的角色不是消失，而是更加重要。
但亞洲許多發展中國家本身就面臨財政空間有限、公共債務增加、社會福利需求上升等問題。若所有調適成本都由政府預算承擔，勢必會與教育、醫療、交通、住宅等其他公共支出競爭。
於是政府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變成：
哪些調適投資應該由公共預算支付？哪些可以交給市場？哪些需要國際資金協助？
這需要比單純增加預算更精細的氣候財政政策。
ADB 2024 年的研究也指出，亞洲各國需要將氣候調適更深入整合進中期發展計畫與政府支出架構，而不是把調適視為獨立於一般經濟政策之外的環境議題。
四、第二個買單者：國際社會
第二個來源，是國際氣候資金。
包括多邊開發銀行（MDBs）、雙邊援助、氣候基金以及已開發國家的公共資金。
這裡存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公平」問題。
歷史上累積排放較多的國家，與今天承受氣候衝擊的國家，並不一定是同一批國家。
因此，《巴黎協定》之後的氣候金融架構，一直存在一個核心概念：已開發國家應該協助發展中國家進行減緩與調適。
但國際資金目前仍然不足。
UNEP 2025 年《Adaptation Gap Report》估計，發展中國家到 2035 年每年調適資金需求約為 3,100 億美元；若根據各國 NDC 與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s 中所表達的需求估算，甚至達到每年 3,650 億美元。
另一方面，2023 年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公共調適資金只有約 260 億美元。
換算之後，調適需求大約是目前國際公共資金流的 12–14 倍。
因此，即使國際社會持續增加氣候資金，目前的規模仍然不足以填補缺口。
更值得注意的是，UNEP 特別提醒，調適資金不能簡單依賴更多債務，因為許多氣候脆弱國家本身已經承受相當大的債務壓力。
這就把問題推向下一個層次：
如果不能全部靠政府，也不能全部靠國際援助，那麼私人資本呢？
五、第三個買單者：私人資本
這可能是未來最重要、也最容易被誤解的一個問題。
很多人會說：
「既然亞洲每年需要數千億美元，那就讓銀行和投資人進來。」
聽起來合理，但實際操作非常困難。
私人資本不是慈善資金。
它需要考慮風險、報酬、流動性、現金流與退出機制。
而氣候調適恰好存在一個結構性問題：
很多調適投資具有很高的社會價值，但不一定具有足夠高的私人財務報酬。
例如一個沿海城市建立防洪系統，可能避免數十億美元的未來經濟損失，但防洪系統本身不一定能產生足夠的現金流讓私人投資人收回本金並獲得合理報酬。
這也是為什麼 ADB 指出，亞洲私人氣候資本仍受到政策不確定性、資訊不足以及金融市場發展程度不足等因素限制。
換句話說：
不是私人資本不關心氣候。
而是很多調適項目還沒有被設計成「可以投資的項目」。
六、這就是「Bankable Project」的重要性
氣候調適融資最常出現的一個詞，就是 bankability。
一個氣候調適項目要獲得銀行融資，不能只說：
「這個地方未來會淹水，所以我們需要 5,000 萬美元。」
銀行會問：
這 5,000 萬美元要投資在哪裡？
誰負責？
收入從哪裡來？
誰償還貸款？
如果發生極端事件，誰承擔風險？
政府是否有相關政策？
土地權利是否清楚？
工程是否有完整設計？
氣候風險資料是否可靠？
因此，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不是「沒有氣候項目」，而是有大量氣候需求，卻缺少足夠成熟、可融資的項目管線（Project Pipeline）。
ADB 在推動亞洲氣候調適私人投資時，也特別指出，需要改善氣候風險評估、辨識投資機會，以及把調適措施真正整合進私人部門項目設計。
這其實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思考：
氣候調適金融的下一步，不只是找錢，而是把「氣候需求」轉換成「投資項目」。
七、那麼，誰來承擔私人資本不願意承擔的風險？
這就是 Blended Finance（混合融資） 登場的地方。
簡單來說，就是不要要求私人投資人承擔全部風險，而是利用公共資金或開發金融機構先承擔一部分風險，讓私人資本更願意進場。
例如：
- 政府提供部分信用保證；
- 多邊開發銀行提供低成本長期貸款；
- 氣候基金提供 concessional finance；
- 保險機構提供風險保障；
- 私人銀行提供商業貸款；
最後共同形成一個原本單靠市場無法成立的投資結構。
ADB 已經提出多種可能工具，包括 first-loss guarantees、insurance、credit enhancement 等方式，協助降低私人資本進入氣候投資的風險。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公共資金不一定需要支付全部成本，它可以用來「撬動」更多私人資本。
例如政府投入 1 美元，透過擔保、風險分攤或利率支持，可能促使私人部門投入數美元。
這也是未來亞洲氣候金融非常重要的方向。
八、但還有一個問題：誰來為「氣候風險」定價？
這可能是亞洲未來十年最關鍵的問題之一。
金融市場要配置資本，首先必須知道風險是多少。
如果銀行不知道某個工廠未來 20 年遭遇洪水的機率，它很難把氣候風險納入貸款價格。
如果保險公司不知道某個城市未來極端降雨的頻率，它很難設計合理保費。
如果投資人不知道某個企業的供應鏈有多少位於水資源高度壓力地區，他很難判斷企業未來可能面臨多少營運中斷。
因此，氣候風險資料、情境分析、GIS、資產層級風險評估，以及企業氣候資訊揭露，開始變得非常重要。
氣候調適金融其實不是從「找錢」開始。
它應該從：
知道風險在哪裡 → 知道可能造成多少損失 → 知道哪些措施可以降低風險 → 計算投資成本 → 設計融資架構
開始。
只有走完這條鏈，氣候風險才真正有可能進入金融決策。
九、企業也會成為「買單者」
談亞洲氣候調適時，很容易把企業放在「被政府保護」的位置。
但實際上，企業本身也是氣候風險的承擔者。
一家工廠如果因洪水停工三天，可能損失訂單；如果熱浪讓工人工作效率下降，可能增加生產成本；如果水資源不足，食品、紡織、化工等產業都可能面臨供應限制。
因此，企業投資氣候調適，本質上也是在保護自己的資產負債表。
這與企業做減碳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減碳通常是：
現在花錢 → 降低未來排放。
調適則更像：
現在花錢 → 降低未來損失。
因此，企業的氣候調適投資其實應該逐漸從 CSR 或 ESG 預算中走出來，進入真正的 risk management、CAPEX、supply chain management、insurance、treasury 和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
這也意味著企業未來可能需要回答：
- 我們有哪些資產暴露在洪水風險？
- 哪些供應商暴露在水資源風險？
- 高溫會不會影響勞動生產力？
- 如果港口因極端天氣停擺，我們的供應鏈可以撐多久？
- 我們的保險是否真的涵蓋未來的氣候風險？
這些問題最後都會回到財務部門。
十、誰最後真正「買單」？
如果我們把政府、國際社會、金融機構與企業全部放進來，答案可能是：
沒有人可以單獨買單。
政府不可能承擔所有成本。
國際援助不可能填滿所有缺口。
銀行不會在沒有合理回報的情況下無限提供資金。
企業也不可能把所有氣候調適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因此，未來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個「共同分攤風險」的金融體系。
其中，政府負責建立規則與公共基礎設施；國際資金提供 concessional finance 與能力建構；多邊開發銀行承擔部分風險；私人金融機構提供規模化資本；企業則投資於自身資產與供應鏈韌性。
這不是誰取代誰，而是誰最適合承擔哪一種風險。
十一、亞洲可能需要的是「調適金融市場」，而不只是更多氣候資金
如果只把問題理解成「亞洲缺少幾千億美元」，很容易得到一個簡單答案：多給錢。
但問題可能沒有那麼簡單。
假設明天突然多出 1,000 億美元的氣候資金，是否真的有足夠多成熟的項目可以投資？
是否有足夠的氣候資料？
是否有可以進行氣候風險評估的人才？
政府是否有能力建立投資管線？
金融機構是否知道如何評估 adaptation project？
是否有適合當地市場的保險產品？
是否存在可以承擔第一損失的資金？
這些條件如果沒有建立，資金增加本身不一定能轉化成實際的調適能力。
因此，ADB 近年的政策研究開始強調 green investment banks、國家開發銀行、信用保證、低成本長期資金，以及建立可投資項目管線的重要性。
這代表亞洲未來需要的可能不是一個單純的「Climate Fund」，而是一整套 Climate Adaptation Finance Ecosystem。
十二、東南亞尤其值得關注
如果把視線拉近到東南亞，問題會更加明顯。
這個區域同時面臨海平面上升、熱浪、洪水、乾旱、颱風、水資源壓力與農業風險，而且許多國家的經濟成長高度依賴農業、製造業、物流與沿海城市。
但 ADB 指出，東南亞雖然是高度氣候脆弱的地區，卻只取得相對有限的調適與減緩資金；其中一項重要障礙就是缺乏具備 bankability 的項目、監管不確定性，以及資料與能力不足。
這其實是一個很值得企業與金融機構注意的市場訊號。
因為未來真正有價值的，不一定只是「提供資金」的人。
也可能是能夠把氣候風險轉換成金融語言的人。
十三、泰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以泰國為例，ADB 2025 年發布的 Thailand’s Climate Finance Landscape: Bridging the Gap to Net Zero 指出，2018–2024 年泰國與 NDC 相關的氣候投資累計約 1.6 兆泰銖，但其中調適相關資金不到整體氣候金融的 1%。
這個數字非常值得注意。
因為它說明了一個問題：
有氣候資金，不代表有足夠的調適資金。
泰國的氣候金融仍然較集中在 mitigation，例如能源轉型與減碳，而調適相對被忽略。ADB 同時指出，泰國 2030 年後每年需要動員至少約 210 億美元，才能維持其氣候與淨零目標的投資軌道。
這也讓我們看到一個亞洲普遍存在的現象：
能夠產生收入的氣候投資比較容易找到資金；避免未來損失的投資，往往更難獲得資金。
十四、真正的解方，可能不是「誰買單」，而是「如何讓不投資的成本更高」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念。
如果今天一家公司花 100 萬美元做氣候調適，卻不知道能得到什麼回報，它可能選擇不做。
但如果政策要求銀行將氣候風險納入授信評估、保險公司調整保費、企業必須揭露重大氣候風險，而氣候事件又真的開始影響資產價值，那麼「不調適」本身就開始產生成本。
這時候市場的行為會改變。
一個沒有防洪措施的工廠，可能拿不到相同條件的保險。
一個高度暴露於水資源風險的企業，可能面臨更高的融資成本。
一個沒有氣候韌性的基礎設施項目，可能變得不容易取得長期資金。
這就是金融市場發揮作用的地方：
不是只為調適提供錢，而是讓氣候風險真正進入資產價格。
十五、從「氣候支出」走向「氣候投資」
因此，亞洲氣候調適的下一個階段，可能需要改變我們看待資金的方式。
如果防洪系統只是政府支出，它永遠是一項成本。
但如果我們把它理解成避免未來數十億美元損失的投資，它就開始具有經濟價值。
如果工廠的降溫系統只是 ESG 項目，它可能永遠與財務部門無關。
但如果它能降低停工風險、保護勞動生產力並減少保險損失，它就變成企業風險管理的一部分。
如果農業韌性只是政府補助，它可能永遠需要依靠公共財政。
但如果它能降低農產品價格波動、提高供應穩定性，就可能形成新的金融與保險產品。
這也是氣候調適金融真正需要發生的轉變：
從「花多少錢」轉向「避免多少損失」。
結語：亞洲真正缺的，也許不是錢
亞洲的氣候調適資金缺口確實巨大。
但如果只把這件事情理解成「我們需要更多錢」，可能還不夠。
真正的挑戰，是如何讓資金知道應該流向哪裡、如何衡量風險、如何設計可投資的項目，以及如何讓政府、企業、銀行、保險公司與國際金融機構共同承擔不同層次的風險。
UNEP 2025 年的數據提醒我們，發展中國家目前的國際公共調適資金，距離需求仍存在十倍以上的差距。
而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則告訴我們，亞洲每年的調適投資需求可能高達 1,020 億至 4,310 億美元。
所以，「誰來買單？」其實不是一個可以由單一角色回答的問題。
政府需要付出。
國際社會需要付出。
企業需要付出。
金融機構也需要重新設計產品。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套機制，讓這些資金不只是「花出去」，而是真正轉化成城市、企業、農業、供應鏈與金融體系的韌性。
氣候調適的金融問題，最後並不只是環境部門的問題。
它會進入財政部、央行、銀行、保險公司、企業 CFO 的辦公室，也會進入每一個投資決策。
因為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
「我們今天要不要花錢調適？」
而是：
「如果今天不花這筆錢，十年後的我們，要付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