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based Solutions：為什麼全球都在談自然解方？
過去談到氣候變遷，全球最常討論的問題是減碳。
如何發展再生能源？如何淘汰燃煤？如何推動電動車？企業如何降低碳排放？
但隨著氣候風險愈來愈明顯，人們開始面對另一個同樣迫切的問題：即使我們今天開始大幅減碳，已經發生的氣候變化，以及未來一段時間內仍將持續增加的氣候風險，又應該如何因應？
當城市面對暴雨與洪水，我們第一個想到的通常是更大的排水管、更高的堤防與更多的抽水站。當海岸面臨侵蝕，我們想到的是混凝土海堤。當農村面臨乾旱，我們想到的是水庫、灌溉系統與輸水工程。
這些工程並沒有錯，而且許多時候不可取代。
然而，近年全球開始重新思考另一個問題：
我們是否過度習慣只用混凝土、鋼鐵與機械解決環境問題，卻忽略了自然生態系統本身也具有降低風險的能力？
於是，一個名為Nature-based Solutions，中文通常翻譯為「自然解方」或「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的概念，開始快速進入國際氣候、生物多樣性、城市規劃與金融討論。
自然解方的核心並不複雜。它指的是透過保護、永續管理、復育或恢復自然與改造後的生態系統，同時有效應對社會挑戰，並帶來人類福祉與生物多樣性效益。
換成更容易理解的語言，就是：
不要只問我們還要蓋多少工程，也開始問：自然本身能不能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例如，與其只是不斷提高海堤，能否同時恢復紅樹林，利用其根系穩定海岸、減緩波浪並提供漁業棲地？與其只是不斷擴大城市排水系統，能否增加濕地、公園、透水地面與河岸空間，讓城市有更多地方吸收與暫時儲存雨水？與其只是在乾旱發生後增加輸水工程，能否透過森林、土壤與流域復育改善水源涵養能力？
這並不是一種「回到大自然」的浪漫想像。
當氣候風險、生物多樣性流失與公共基礎設施成本同時上升時，自然解方開始被視為一種可能同時處理多個問題的投資。
尤其對東南亞而言，這個問題更加重要。
因為ASEAN擁有龐大的森林、濕地、河流、紅樹林與海洋生態系統，同時也是全球面臨高度氣候風險的地區之一。2025年，ASEAN Nature-based Solutions Platform更完成區域性的NbS分類研究，整理出70項適用於東南亞不同景觀的自然解方實踐，並建立8種NbS類型與9類主要景觀分類。這代表自然解方已不再只是零散的環境保育項目，而開始逐漸被視為區域氣候韌性與永續發展的重要工具。
問題是，為什麼現在全球都在談Nature-based Solutions？
答案不只是因為「種樹很好」。
真正的原因，可能遠比種樹複雜。
一、自然解方的興起，反映的是我們對「基礎設施」定義的改變
如果問一位工程師，什麼是基礎設施？
道路、橋梁、水壩、排水系統、電網與港口，可能都會出現在答案中。
但一片健康的森林呢？
一個濕地呢？
一片紅樹林呢？
過去，它們通常被歸類為「自然環境」，而不是基礎設施。
然而，從功能來看，許多生態系統其實一直都在提供基礎設施服務。
森林可以影響水循環，減少土壤侵蝕並提供水源涵養。
濕地可以吸收與暫時儲存大量水分，降低洪水風險。
紅樹林可以固定沉積物、穩定海岸，同時提供魚類、蝦蟹等生物的重要棲地。
河岸植被可以降低侵蝕，並改善水質。
土壤本身則是一個極其複雜的自然系統，影響水分儲存、農業生產與生態功能。
問題在於，這些服務過去通常被視為免費。
只有當森林被砍伐後發生土石流，我們才開始思考流域保護的價值；只有當濕地被填平後城市開始淹水，我們才發現原來那片「沒有經濟價值的土地」曾經在吸收雨水；只有當紅樹林消失、海岸侵蝕加劇後，我們才開始重新計算需要多少錢建造新的防護工程。
因此，自然解方真正帶來的第一個改變，是重新定義基礎設施。
自然不只是需要被保護的東西，它本身也可能是一種正在提供服務的資產。
這並不意味著所有自然都必須被金融化，更不代表一切都可以用金錢衡量。但對公共決策者而言，如果一片濕地確實可以降低洪水損失，那麼在評估防洪投資時，就應該將這種功能納入考量。
否則，我們可能一直在建造新的人工基礎設施，同時卻持續破壞原本已經免費或低成本提供相似功能的自然系統。
二、為什麼現在特別重要？因為我們開始面對「單一問題、單一工程」的極限
傳統工程最大的優勢，是目標通常非常明確。
一條堤防的目的就是防洪。
一座水庫的目的就是儲水。
一個排水系統的目的就是排水。
但氣候變遷帶來的問題，往往不是單一問題。
一場極端降雨可能同時造成城市洪水、河川污染、交通中斷、公共衛生問題與企業供應鏈損失。沿海地區的海平面上升，則可能同時涉及侵蝕、風暴潮、鹽水入侵、漁業與農業生計，以及人口遷移。
這使得「只解決一個問題」的方式開始面臨挑戰。
自然解方受到重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具有潛在的多重效益。
一個設計良好的紅樹林復育計畫，可能同時提升海岸韌性、生物多樣性與漁業資源。
一個城市濕地計畫，可能同時協助滯洪、改善水質、增加綠地與降低都市熱島效應。
一個流域森林復育計畫，則可能同時涉及水源、土壤、生物多樣性與地方生計。
這種「一項投資、多重效益」的特性，在公共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特別具有吸引力。
但也正因如此，自然解方不應被簡單理解為「種更多樹」。
如果只是為了完成KPI，在不適合的地方大量種植單一樹種，甚至破壞原本健康的草地、濕地或其他生態系統，那麼即使種下大量樹木，也未必是真正有效的NbS。
真正的自然解方，必須先理解當地的生態系統與社會問題。
問題在哪裡？
自然系統原本具有什麼功能？
為什麼功能下降？
恢復後是否真的能降低風險？
誰負責長期管理？
當地居民是否從中受益？
因此，NbS不是「環保活動的另一個名字」。
它更接近一種將生態科學、風險管理、社會需求與長期治理整合在一起的方法。
三、案例一：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當紅樹林與養蝦業不再只能二選一
如果要在東南亞尋找最具代表性的自然解方案例之一，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絕對值得關注。
這裡同時面臨多重壓力：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蝕、沉積物減少、地下水抽取造成的地層下陷，以及長期以來水產養殖對紅樹林帶來的壓力。
IUCN的資料指出，湄公河三角洲擁有越南約75%的紅樹林。但在Soc Trang與Bac Lieu等地區，紅樹林正面臨嚴重的「海岸擠壓」（coastal squeeze）：一側是海堤與人類土地利用，另一側則是海平面上升與侵蝕，使紅樹林缺乏向內陸自然遷移的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單純「在海邊種樹」未必能解決問題。
如果海岸持續侵蝕，剛種下的紅樹林可能很快就被沖走。
因此，近年在Soc Trang與Bac Lieu推動的做法，開始探索所謂的混合型自然解方（Hybrid NbS）。
其中一個重要方向，是將紅樹林復育與養蝦模式轉型結合。
傳統大型露天蝦塘可能需要大量使用地下水調節水質，進一步加劇地層下陷。IUCN指出，當地部分地區的地層下陷速度約為每年2.5公分，約為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的5倍。新型方案則探索將養殖轉向循環水養殖系統（RAS），降低地下水使用，同時創造更多條件恢復紅樹林。IUCN估計，如果相關模式與制度能夠成功擴大，潛在的紅樹林恢復機會可達約4,000公頃。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NbS案例，因為它告訴我們：
自然保育不能假設人類經濟活動不存在。
如果只要求農民停止養蝦，計畫很可能無法獲得長期支持。但如果能找到一種模式，讓生態系統復育與經濟活動逐步整合，就可能創造更持久的結果。
在另一項越南Ca Mau省的計畫中，IUCN與合作夥伴目標是種植16萬棵紅樹林，並推動紅樹林—蝦養殖整合模式。到2025年7月，已有超過8萬棵紅樹林種植於18公頃區域，後續工作延續至2026年。這些區域包括面臨高度侵蝕風險的海岸保護林及養蝦景觀。
因此，越南案例真正值得學習的，並不是「紅樹林可以防災」這句簡單結論。
而是：
當自然解方與地方經濟發生衝突時，最重要的工作不是要求其中一方消失，而是重新設計兩者之間的關係。
四、案例二：泰國——從種紅樹林，走向「社區與自然一起恢復」
談到自然解方，泰國的案例也值得從另一個角度理解。
許多人對紅樹林復育的想像，是企業、政府或志工到海邊一起種樹，拍照後完成一天的活動。
但真正的NbS，最困難的部分通常不是種植。
而是三年後、五年後，甚至十年後，這些生態系統是否仍然存在。
2026年，IUCN報導泰國南部Trang省Bo Hin地區的社區型海洋保育案例，呈現了一個比「植樹活動」更完整的模式。當地社區不僅參與紅樹林復育，也投入海草（seagrass）復育與社區生計轉型。
其中一項令人印象深刻的數據是，經過多年嘗試不同的海草種植方式後，當地一度估計約1,000株幼苗中有100株存活。這個數字乍看之下並不漂亮，但它反而揭示了生態復育真正的現實：自然系統不是工廠，不能假設每一次種植都會成功。2026年的觀察更發現部分過去種植的海草開始開花並產生種子，是數年監測後首次出現的重要成熟訊號。
這個案例的重要性，不只在生態復育本身。
當魚類資源下降時，部分社區開始尋找其他生計方式，同時參與紅樹林與海草保育。婦女也透過以露兜樹葉編織產品等方式創造收入。
這代表NbS的核心問題之一：
如果當地居民的生計完全依賴持續消耗自然資源，那麼單純要求他們保護生態系統，通常難以長期成功。
自然解方需要回答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居民靠什麼生活？
如果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保育計畫很容易只在補助期間有效。
泰國另一項最新進展則顯示，自然解方開始進一步與氣候資金及地方治理結合。
2026年6月，Pattani Bay周邊社區推出泰國南部邊境省份首個社區氣候憲章，經過兩年與社區共同制定。該憲章規劃的氣候調適投資潛力達8,250萬泰銖，其中包括自然資源與漁業管理、復育水域棲地，以及透過自然解方應對海岸侵蝕等措施。
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轉變。
NbS正在從單一環境項目，逐漸進入地方氣候治理與投資規劃。
問題不再只是「要不要種紅樹林」。
而是：地方政府、社區、學術機構與金融資源，能否共同建立一個長期支持自然系統的治理模式？
這可能才是自然解方真正能否擴大的關鍵。
五、案例三：大湄公河地區—930公頃生態系統與6萬人的實驗
自然解方的第三個重要方向，是從單一生態系統走向更大的流域尺度。
森林、河流、濕地與農地其實並不是彼此獨立的。
上游森林被破壞，可能增加下游洪水與泥沙問題。
河岸植被消失，可能增加侵蝕。
濕地退化，可能降低滯洪與水質調節能力。
因此，氣候調適也不能永遠只從單一行政區域思考。
UNEP目前正在泰國與越南推動大湄公河次區域的生態系統調適（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 EbA）計畫，總預算為700萬美元，執行期間為2023年至2027年。
計畫預計復育約930公頃的重要生態系統，包括森林、草地、河岸與社區森林，並預計惠及約6萬人，其中包括泰國Young River Basin約1萬人，以及越南Tram Chim National Park周邊約5萬人。
這個案例特別值得關注，因為它直接反映了NbS的一個核心概念：用生態系統功能處理洪水與乾旱風險。
我們習慣把洪水與乾旱看成兩個不同問題。
洪水時，希望水快點排掉。
乾旱時，希望有更多水留下。
但從流域角度來看，兩者可能存在共同的根源：水循環失衡。
如果土地缺乏足夠的植被與健康土壤，強降雨時水可能迅速形成地表逕流，增加洪水風險；乾季來臨後，土地又缺乏儲水與緩慢釋放的能力。
因此，自然解方希望恢復某些「水留在景觀中的能力」。
當然，這不代表森林可以解決所有洪水，也不代表只要種樹就能解決乾旱。
不同流域需要不同的水文與生態評估。
但這個案例提醒我們，未來氣候調適的單位可能不應只是一座城市或一個行政區，而是更需要思考：
整個生態系統如何運作？
六、全球都在談NbS，還有另一個原因：自然危機與氣候危機已經無法分開處理
過去，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通常被視為兩個不同領域。
氣候部門談碳排放。
保育部門談森林、動物與生態系統。
但這種分工正在愈來愈難維持。
因為兩者其實高度相關。
氣候變遷正在破壞生態系統。
而生態系統退化，也可能降低社會調適氣候變遷的能力。
例如，紅樹林消失不只意味著生物多樣性損失，也可能增加沿海社區面對風暴與侵蝕的暴露程度。
森林退化不只涉及物種，也可能影響流域與土壤。
濕地消失不只減少鳥類棲地，也可能增加洪水風險。
這就是NbS為什麼能夠同時進入《巴黎協定》相關氣候討論與《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脈絡。
它提供了一種跨越不同政策領域的方法。
不再只是問：
「這是一個氣候項目，還是一個生物多樣性項目？」
而是開始問：
這項投資能否同時降低氣候風險、保護自然並改善人的生活？
這當然提高了項目設計的複雜度，但也可能提升資源效率。
一筆資金如果能同時創造防災、生態與生計效益，其長期社會回報可能遠高於只處理單一問題的方案。
但這也帶來新的挑戰：如何證明？
七、最大的問題不是「自然好不好」，而是如何衡量它到底有沒有效
自然解方目前最大的風險之一，就是概念太受歡迎。
當每一家企業、每個城市都開始使用NbS，市場也可能出現大量「貼上NbS標籤」的項目。
種樹是不是NbS？
有可能。
但也可能不是。
恢復濕地是不是NbS？
有可能。
但如果沒有科學設計與長期管理，也不一定能產生預期效益。
企業贊助植樹是不是氣候調適？
不一定。
因此，NbS不能只衡量投入。
不能只說種了多少棵樹。
更重要的是結果。
- 紅樹林是否存活？
- 生態系統是否真的恢復？
- 海岸侵蝕是否減緩？
- 洪水損失是否降低？
- 社區收入是否改善？
- 生物多樣性是否增加？
- 誰持續管理？
- 如果資金停止，系統是否仍然能夠運作？
UNEP在2026年公布的全球紅樹林恢復相關進展也提供了一個重要提醒：從1980年代至2023年的衛星資料研究顯示，全球紅樹林損失速度已明顯下降，部分地區的自然再生與擴張開始抵銷歷史損失。但UNEP同時強調，未來成果仍取決於持續投資、永續管理與長期保護，而不只是一次性的種植活動。
這正是NbS與一般CSR活動最大的差異。
真正的自然解方需要監測。
需要治理。
需要長期資金。
也需要接受一個現實：自然系統不會按照PowerPoint中的時間表成長。
八、NbS並不是「便宜版工程」，而是重新設計投資組合
談自然解方時，另一個常見誤解是：既然自然比較便宜，那是不是以後就不用建工程？
答案當然不是。
有些地方已經面臨極高的風險，需要立即建設防洪設施。
有些港口、城市與工業區，需要高度工程化的保護。
有些情況下，自然系統根本無法單獨提供足夠保護。
因此，未來更可能出現的不是「工程或自然」二選一，而是所謂的混合型解決方案（Hybrid Solutions）。
例如：
- 海堤與紅樹林結合。
- 排水系統與都市濕地結合。
- 水庫與上游流域復育結合。
- 河道工程與河岸生態恢復結合。
這也是越南Soc Trang案例正在探索的方向。
真正成熟的氣候調適策略，不應該問哪一種方案比較「環保」。
而應該比較：
在特定風險情境下，哪一種投資組合能夠在成本、可靠性、環境與社會效益之間取得最佳結果？
這使得NbS逐漸進入另一個更重要的領域：
金融與投資決策。
因為只要NbS要從試點變成主流，就必須回答投資人與政府同樣的問題。
- 需要多少資金？
- 效益如何衡量？
- 風險由誰承擔？
- 多久能看到成果？
- 誰負責維護？
- 可以如何擴大？
泰國2026年的Pattani社區氣候憲章，以及ASEAN近年建立NbS政策與實踐框架，都反映出自然解方正在從環境概念逐步走向投資與治理問題。
九、對企業而言，NbS開始不只是CSR，而可能成為供應鏈與風險管理議題
自然解方另一個值得企業注意的原因，是自然風險開始與商業風險連結。
- 一家食品企業依賴穩定的農業生產。
- 一家飲料企業依賴水資源。
- 一家水產企業依賴健康的沿海生態系統。
- 一家保險公司則直接承受極端天氣造成的資產損失。
對這些企業來說，自然不只是CSR報告中的一個章節。
它可能直接影響原料、價格、水資源與營運。
因此，未來企業對NbS的投資可能逐漸從「贊助一片森林」轉向更有策略性的問題。
例如：
- 企業供應鏈所在流域是否存在水資源風險？
- 是否可以投資上游生態系統，作為更完整水資源策略的一部分？
- 沿海設施是否可以透過紅樹林、濕地與工程設施共同降低風險？
- 農業供應鏈是否能透過農林業、土壤健康與生態系統改善提升長期生產韌性？
這並不表示每一項NbS都一定具有商業回報。
但它代表企業開始需要重新理解：
自然退化本身，也可能是一種供應鏈風險。
當企業開始進行氣候風險評估與自然相關風險評估時，NbS就可能從「環保部門提出的建議」，逐漸成為營運、採購、風險與投資決策可以討論的選項。
結語：為什麼全球都在談自然解方？
也許答案很簡單。
因為我們終於開始意識到，過去幾十年，我們一邊投入大量資金建造保護人類社會的基礎設施，一邊卻持續破壞另一套早已存在數千年的自然系統。
森林、濕地、河流、土壤與紅樹林從來不是新的技術。
真正新的，是我們開始重新理解它們的價值。
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案例告訴我們，自然保育必須與地方經濟一起設計。紅樹林與養蝦業未必只能互相競爭，如果生產方式能夠轉型，兩者可能形成新的關係。
泰國南部的案例則提醒我們，自然解方最重要的不只是種植，而是讓社區有能力參與、管理並從中獲得長期效益。從海草復育到地方氣候憲章，NbS正在進入更完整的社區治理與氣候投資架構。
而大湄公河地區930公頃、6萬受益人口的生態系統調適計畫，則讓我們看到NbS正在嘗試回答更大尺度的問題：如何透過恢復生態系統功能，同時提升社會面對洪水與乾旱的能力。
這些案例都指向同一個結論。
Nature-based Solutions並不是要用自然取代所有工程。
它真正提出的問題是：
在面對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流失與資源壓力時，我們是否能停止把自然視為「問題之外的背景」，而開始將健康的生態系統視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 未來的城市可能需要更多工程，但也需要更多濕地。
- 未來的海岸可能需要防護設施，但也需要健康的紅樹林。
- 未來的農業可能需要技術創新，但也需要健康的土壤與更完整的生態系統。
真正的挑戰，或許不是要在「科技」與「自然」之間做選擇。
而是學會如何讓兩者一起工作。
因為在一個氣候風險愈來愈高的世界裡，最值得重新思考的，也許是這句話：
自然不是氣候解決方案的背景。
自然，本身就是基礎設施。
資料來源與參考索引
- IUCN－泰國Trang省Bo Hin社區型海草、紅樹林與生計保育案例（2026）。
- IUCN－越南Soc Trang與Bac Lieu湄公河三角洲紅樹林及Hybrid NbS計畫（2024–2026）。
- IUCN－越南Ca Mau省紅樹林復育與紅樹林—蝦養殖整合案例，16萬棵紅樹林目標（2025）。
- UNDP Thailand－Pattani Bay社區氣候憲章與潛在8,250萬泰銖氣候調適投資（2026）。
- UNEP－大湄公河次區域生態系統調適計畫：700萬美元、930公頃復育、6萬受益人口（2023–2027）。
- ASEAN NbS Platform－《Nature-based Solution Characterisation & Typology Development for ASEAN Region》及70項東南亞NbS實踐整理（2025）。
- UNEP－全球紅樹林恢復與長期管理最新進展（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