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移民：一個正在發生的故事
「移民」這個詞，通常讓人想到跨越國境。
有人離開家鄉到另一個國家工作，有人為了教育、薪資或更好的生活機會搬到海外，也有人因戰爭與政治衝突被迫逃離。
然而，在氣候變遷的時代，另一種移動正在發生。
它可能沒有辦理護照，也沒有跨越國界。有人只是從一個農村搬到附近城市，有人從逐漸受到海水侵蝕的海岸搬往內陸，有人因為一次颱風失去房子而暫時離開，之後卻再也沒有回去；也有人並沒有被一場災難直接趕走，而是在連續幾年的乾旱、農作物歉收、水資源減少與收入下降之後，終於決定離開。
他們未必會稱自己為「氣候移民」。
甚至，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這個詞。
他們會說：「這裡已經賺不到錢了。」
「每年淹水愈來愈嚴重。」
「土地種不出以前的收成。」
「孩子不能再留在這裡。」
於是，他們離開。
這就是氣候移民最值得理解的地方。它往往不是一個戲劇性的瞬間，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有時候，一場超強颱風摧毀房屋，居民隔天就被迫撤離；但更多時候，氣候風險像一個逐漸增加的壓力。第一年還能撐，第二年開始借錢，第三年賣掉部分資產，第四年，家中可能只剩下一個選擇：讓其中一個人先到城市找工作。
從這個角度來看，氣候移民不是未來的科幻故事。
它已經是一個正在發生的故事。
只是我們往往要等到大量人口開始移動時，才突然發現，原來這個故事早就開始了。
一、首先，我們需要小心使用「氣候移民」這個詞
如果要討論氣候移民，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避免把所有人口移動都簡單歸因於氣候變遷。
一個農民搬到城市，原因可能是乾旱，也可能是城市薪資較高、教育資源更好，或者農村本來就缺乏工作機會。
一個家庭離開沿海村莊，可能是因為海平面上升，也可能是漁業資源下降、土地價格變化、地方經濟衰退，甚至是政府重新規劃土地使用。
現實中的人口移動，幾乎從來不是由單一因素決定。
IPCC在最新一輪氣候風險評估中也特別指出，氣候變異與極端事件已經成為亞洲人口移動的重要驅動因素，但氣候變遷通常與經濟、社會、政治、人口結構與個人選擇交互作用。換句話說，氣候不是唯一原因，卻可能成為原本已經存在的脆弱性之上的「壓力放大器」。
這個區別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我們把一切都簡化成「氣候變遷讓人逃難」，反而可能看不到真正的問題。
想像兩個同樣遭遇嚴重乾旱的農村。
第一個村莊擁有灌溉系統、農業保險、儲水設施、替代收入來源與政府支持。第二個村莊則高度依賴單一作物，沒有儲蓄，缺乏社會保障，也沒有其他工作機會。
面對相同的氣候衝擊，兩個社區的結果可能完全不同。
第一個社區也許能夠調整。
第二個社區則可能只能離開。
所以，真正造成氣候相關人口移動的，並不是單純的「高溫」、「洪水」或「海平面上升」。
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
當氣候衝擊超過一個家庭或社區的調適能力時，移動就可能從選擇，逐漸變成不得不做出的決定。
這也是為什麼氣候移民問題，本質上不只是環境議題。
它同時涉及貧窮、土地、水資源、住房、勞動市場、城市規劃、公共衛生、社會保障與不平等。
二、一場災難，可以在一夜之間讓人離開
理解氣候移民最直接的方法，是從「災害位移」開始。
一場颱風登陸。
房屋倒塌。
道路中斷。
河流潰堤。
居民被迫離開。
這種情況比較容易被統計，也最容易進入新聞畫面。
根據IDMC最新發布的《2026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2025年，東亞與太平洋地區因災害與衝突造成的內部流離失所都達到自2010年以來的高位，其中災害相關的內部位移達到1,960萬人次，約占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強烈颱風與年末風暴侵襲菲律賓、中國與印尼等人口稠密國家，是推高數字的重要因素。
這裡需要特別理解「人次」與「人」的差異。
一個人一年內可能因不同災害被迫多次離開，因此「1,960萬人次位移」並不等於1,960萬個不同的人永久失去家園。
但這個數字仍然說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大規模的人口移動，已經不是氣候模型中的未來推估，而是今天正在持續發生的現象。
而亞洲正是最重要的區域之一。
IPCC指出，自2008年以來，全球每年平均有超過2,000萬人因天氣相關極端事件而發生內部位移，風暴與洪水是最主要原因。東亞、東南亞與南亞長期以來都是災害位移高度集中的地區。
對東南亞而言，這並不難理解。
這裡有大量人口居住在低窪沿海地區與河流三角洲，也經常面臨熱帶氣旋、暴雨、洪水、乾旱與海岸侵蝕。
當災害來臨時，人可以離開。
但真正的問題是：
離開之後，還能不能回來？
如果房屋可以修復，工作機會仍然存在，土地依然能夠耕作，那麼位移可能只是暫時的。
但如果災害反覆發生，或者災害之後原本的生活條件已經無法恢復，暫時離開就可能逐漸演變成永久遷移。
一場洪水也許不會改變一個家庭的人生。
但五年內發生四次呢？
三、真正改變一個家庭的，往往不是一次颱風，而是「慢慢變得活不下去」
如果說風暴與洪水是氣候移民最容易看見的部分，那麼真正更複雜的故事，往往來自那些沒有明確「撤離日期」的風險。
海平面上升就是其中之一。
它不像颱風一樣有登陸時間。
今天的海岸與昨天相比，可能看起來沒有太大差異。
但幾年之後，高潮位愈來愈頻繁地淹進社區；地下水開始受到鹽水影響；農地鹽化；海岸持續後退。
居民不是在某一天突然收到通知：「你們今天開始成為氣候移民。」
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小變化之後，發現留下來的成本愈來愈高。
IPCC指出，隨著氣候風險加劇，海平面上升及相關的沿海洪水、鹽水入侵，以及更頻繁的極端事件，都將增加低窪沿海地區人口遷移與位移的壓力。未來也將有更多情況需要考慮「計畫性搬遷」，尤其是那些無法自行離開高度暴露地區的人群。
乾旱也是如此。
一個農民不會因為一個月少下幾場雨就立刻離開土地。
他可能先使用儲蓄。
接著借錢。
然後減少投入。
之後孩子可能離開農村到城市工作。
最後，原本是一個農業家庭的生計策略，逐漸變成人口移動策略。
這就是氣候移民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
移民有時不是失敗，而是一種調適。
如果一個家庭主動派一位成員到城市工作，將收入匯回農村，幫助家庭度過乾旱，這種移動本身可能增加家庭韌性。
但如果一家人因為失去土地與收入，被迫搬到一個沒有工作、沒有住房保障的城市邊緣，那麼移動就不是成功的調適，而可能只是把農村的脆弱性帶到城市。
因此，我們不能只問：
「有多少人離開？」
還必須問：
「他們為什麼離開？」
「他們搬去哪裡？」
「搬遷之後的生活是否更安全？」
「他們有沒有真正的選擇？」
四、案例一：菲律賓——當「回家」變成愈來愈困難的選項
在東南亞討論氣候相關人口移動，很難忽略菲律賓。
這個群島國家長期暴露於熱帶氣旋、洪水、風暴潮與其他自然災害風險之下。
對很多家庭而言，災害本身並不是陌生的事情。
真正改變生活的，是災害的累積。
房子被毀一次，可以重建。
農作物損失一次，可以等待下一季。
但如果重建後很快再次受損，家庭資產就會逐漸被耗盡。
2025年，菲律賓再次受到強烈颱風與極端天氣影響。IDMC指出，東亞與太平洋地區2025年的災害位移大幅上升，菲律賓是推動區域數字增加的重要國家之一，強烈颱風與風暴造成大量人口被迫離開住所。
對菲律賓而言，這不只是防災問題。
它也是住房問題。
是社會保障問題。
是城市問題。
當農村或沿海居民無法再回到原本的生活模式，他們通常不會憑空消失。
他們會移動。
而最常見的目的地，就是城市。
這使得氣候風險產生一個非常重要的連鎖反應。
第一階段，是災害衝擊農村與沿海社區。
第二階段，是家庭透過移動尋找收入與安全。
第三階段，人口進入城市。
如果城市沒有足夠的住房、工作與公共服務，新居民可能只能進入另一個高度暴露的地區，例如低窪河岸、排水不足的郊區或非正式聚落。
於是，一個氣候風險沒有真正消失。
它只是換了一個地點。
這也是未來城市規劃必須面對的問題。
如果我們知道氣候相關人口移動可能增加，那麼城市是否正在準備迎接這些人口？
還是我們仍然假設，所有人口都會留在原來的地方？
五、案例二：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當離開不是因為一場災難
如果菲律賓代表的是較容易看見的「突發性位移」，那麼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則更接近另一種故事。
這裡的人口移動往往不是由單一颱風決定。
它更像是多種壓力的長期累積。
海平面上升、鹽水入侵、海岸侵蝕、地下水開採造成的地層下陷、水資源變化與農業收入壓力，可能共同改變一個家庭留在原地的可能性。
然而，這裡必須再次避免一個過度簡化的說法。
不能說「湄公河三角洲的人都因氣候變遷而移民」。
人口移動同樣受到薪資差距、城市化、教育與工作機會影響。
但氣候風險可能正在改變「留下」與「離開」之間的經濟計算。
IPCC對亞洲的評估指出，氣候變異與極端事件已經推動人口移動，而長期的海平面上升、乾旱及其他慢性氣候風險，預期將進一步增加未來的遷移與非自願位移。低窪沿海地區及河流三角洲尤其值得關注。
想像一個湄公河三角洲的農業家庭。
二十年前，農地提供足夠收入。
十年前，收入開始波動。
今天，除了農業之外，年輕人已經必須到胡志明市或其他城市尋找工作。
在這個過程中，到底哪一天算是「氣候移民」的開始？
沒有明確答案。
這正是氣候移民研究困難的地方。
氣候變遷不會直接在一個人的行李箱上貼上標籤。
它會透過收入、土地、生產力、水資源與生活成本，慢慢進入移民決策。
所以，未來我們可能需要重新理解一件事：
氣候移民不一定是「因為災害而離開」，也可能是「因為留下來的經濟條件逐漸改變」。
這種形式比突發性災害更難處理。
因為你無法簡單透過一座避難中心解決。
它需要更長期的農業轉型、水資源管理、土地規劃、社會保障與地方經濟策略。
六、案例三：印尼——搬遷，有時是政府必須開始規劃的最後一道防線
氣候調適通常可以分成幾個不同階段。
第一，是降低風險。
例如改善排水、建造防洪設施、復育紅樹林。
第二，是調整生活與經濟活動。
例如改變農業方式、調整建築設計、建立預警系統。
但有時候，當風險持續增加，最困難的問題終究會出現：
如果一個地方真的愈來愈不適合居住，我們是否應該離開？
IPCC指出，在高度暴露的地區，計畫性搬遷通常被視為最後的調適選項之一，往往是在其他「保護」或「調整」措施不足以控制風險時才需要考慮。未來隨著氣候風險增加，對計畫性搬遷的需求可能上升。
印尼是一個值得觀察的國家。
作為世界最大的群島國家之一，大量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區，而沿海社區同時面對海平面上升、潮汐洪水、海岸侵蝕與地層下陷等不同風險。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氣候風險」往往與人類活動產生的其他環境壓力結合。
例如，一個地區的洪水風險可能不只是海平面上升，也可能因地下水過度開採造成地層下陷，使相對海平面上升的影響更加嚴重。
這再次證明：
氣候移民不能只從氣候角度理解。
一個人離開，不一定只是因為海水上升，而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與土地利用、水資源管理及經濟發展模式共同創造了一個愈來愈難以居住的環境。
因此，計畫性搬遷最困難的地方並不是「把人搬走」。
真正困難的是：
搬去哪裡？
誰擁有新土地？
居民是否願意搬？
搬遷後是否還有工作？
原本的社會網絡怎麼辦？
文化與社區認同怎麼辦？
誰決定什麼時候應該搬？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被解決，所謂的「氣候調適」可能只是把人從一個脆弱地區移到另一個脆弱地區。
所以，搬遷永遠不應該只是物流問題。
它是一項社會轉型工程。
七、一個更令人不安的問題：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離開
當我們談氣候移民時，通常會想像大量人口開始移動。
但IPCC提醒我們另一個同樣重要的群體：被困住的人（trapped populations）或非自願滯留人口。
有些人不是不想離開。
而是無法離開。
搬遷需要錢。
需要資訊。
需要人際網絡。
需要有地方可以去。
對低收入家庭而言，離開原本的土地與社區，可能意味著失去唯一的資產。
一位老人可能不願意離開熟悉的社區。
一個農民可能無法在城市找到工作。
一個沒有教育資源的家庭，即使知道未來風險增加，也可能沒有能力重新開始。
IPCC認為，隨著氣候風險加劇，無法或不願離開高度暴露地區的「非自願滯留人口」將成為重要問題，這些群體可能需要政府提供支持，包括協助繼續安全生活或在必要時進行搬遷。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它改變了我們對「移民」的想像。
我們通常把移動視為一種選擇。
但在氣候變遷下，真正的不平等可能是：
有資源的人，可以選擇何時離開。
缺乏資源的人，可能只能等到災害來臨。
因此，未來的氣候風險不只可能造成更多人口移動，也可能加劇「誰有能力移動」的不平等。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企業、政府與金融機構思考的問題。
因為氣候風險最終並不平均。
調適能力也不平均。
八、氣候移民將改變城市，而不只是改變農村
未來幾十年，如果更多人口因氣候與生計壓力離開農村、沿海與高風險地區，那麼最大的改變可能發生在城市。
這是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問題。
我們談氣候調適時，經常把注意力放在「原本受災的地方」。
但如果人口開始移動，目的地城市也必須調適。
需要更多住房。
需要更多供水。
需要更多交通。
需要學校與醫療服務。
需要更多就業機會。
如果城市沒有做好準備，大量人口流入可能進一步推升房價與土地壓力，並使低收入人口進入最便宜、也往往是風險最高的區域。
IPCC特別指出，亞洲的低窪城市一方面面臨氣候風險，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人口移入地，因此氣候風險與農村—城市人口移動可能形成相互放大的問題。
這意味著未來的城市規劃不能只根據今天的人口預測。
它還需要開始思考：
如果周邊農村持續面臨乾旱，人口會增加多少？
如果沿海社區開始搬遷，誰會來到城市？
城市是否有足夠的低收入住房？
新開發區是否本身也暴露於洪水與熱浪？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今天的城市發展，可能正在創造下一批氣候風險人口。
所以，氣候移民不是一個「農村問題」。
它可能是未來城市最重要的規劃問題之一。
九、對企業與投資人而言，氣候移民也將逐漸成為財務問題
過去，企業談氣候風險時，通常關注工廠是否淹水、資產是否受到颱風破壞、原料價格是否上升。
但人口移動可能帶來更深層的長期影響。
如果農村人口持續流失，企業可能面臨勞動力結構改變。
如果大量人口進入城市，住房、交通與基礎設施需求將增加。
如果沿海地區需要搬遷，土地與資產價值可能重新被評估。
如果農業地區因水資源與氣候壓力失去人口，供應鏈結構可能改變。
對銀行而言，問題可能是某些地區的不動產抵押價值。
對保險公司而言，是高度暴露地區的長期承保能力。
對地方政府而言，是人口下降地區的稅收與公共服務。
對城市而言，則是人口增加後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
因此，氣候移民最終可能進入財務模型。
只是它不會直接出現在一個名為「Climate Migration Cost」的科目中。
它可能出現在房地產價格、勞動成本、基礎設施支出、供應鏈中斷與信用風險之中。
這也是為什麼氣候風險分析不能只看「一個資產在哪裡」。
還必須開始理解：
人會不會離開這裡？
以及更重要的：
如果人離開，這個地方還剩下什麼？
十、我們真正需要準備的，不是阻止所有人移動
談到氣候移民，最直覺的政策反應可能是：
「如何阻止人們離開？」
但這未必是正確的問題。
人口移動本身一直都是人類社會的一部分。
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移動可能是一種合理的調適方式。
真正需要避免的，不是人口移動本身，而是：
危險的移動。
被迫的移動。
沒有選擇的移動。
一個家庭如果有能力根據風險主動決定是否搬遷，並在新的地方找到安全住房與工作，那麼移動可能是成功的調適。
但如果一個家庭必須等到房屋被洪水沖毀才離開，離開後又只能住進另一個洪水高風險地區，那麼我們只是讓風險跟著人一起移動。
因此，未來更成熟的氣候政策應該提供「選項」。
第一，讓更多人有能力安全地留在原地。
透過水資源管理、氣候韌性農業、防洪設施、社會保障與生計多樣化，降低被迫離開的必要。
第二，讓需要移動的人可以安全地移動。
透過技能培訓、勞動市場資訊、住房支持與社會保障，避免人口進入新的脆弱性。
第三，對那些無法自行離開的人，建立更早期的支持與計畫性搬遷機制。
而不是等到災害發生後才開始討論。
這可能才是氣候移民政策真正的核心。
不是「讓所有人留下」。
而是：
讓人們不必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離開。
結語：有一天，我們可能不再問「誰是氣候移民」
氣候移民之所以複雜，是因為它很難找到一條清楚的界線。
一個人因颱風失去房屋而離開，我們很容易理解。
但一個農民因為連續數年收入下降而讓兒子到城市工作呢？
一個沿海家庭因為鹽水侵入地下水、土地價值下降與教育機會不足而搬走呢？
一個城市居民因為極端高溫讓戶外工作愈來愈危險而改變工作與居住地呢？
哪一個瞬間，才算「氣候移民」？
也許，未來真正重要的不是替每個人貼上標籤。
而是理解一個更大的變化：
氣候變遷正在開始影響人們決定在哪裡生活、如何工作，以及是否能繼續留在家鄉。
這個變化並不平均。
有人可以提前搬到安全的地方。
有人有足夠資產重新開始。
也有人只能留下，直到最後一場洪水來臨。
IDMC最新數據顯示，僅2025年，東亞與太平洋地區就出現1,960萬次災害相關內部位移；IPCC則明確指出，隨著極端事件、乾旱、海平面上升與其他氣候風險加劇，亞洲未來的遷移與非自願位移壓力將持續增加。
所以，氣候移民不是一個遙遠的未來名詞。
它可能已經發生在我們身邊。
它可能是一位農民的孩子第一次到城市找工作。
可能是一個沿海家庭決定不再重建被海水侵蝕的房子。
也可能是一個社區開始討論一個過去難以想像的問題：
如果下一次災害來臨，我們還要不要回來？
而當愈來愈多人開始問這個問題時，我們就會明白：
氣候變遷改變的，不只是溫度、降雨量與海平面。
它也正在慢慢改變人類居住的地圖。
資料來源與參考索引
- IPCC AR6：Asia Chapter 10—Migration and Displacement in Asia
亞洲氣候風險、遷移、災害位移及未來人口移動趨勢。 - IPCC AR6：Technical Summary—Migration and Displacement
全球天氣相關位移、氣候風險與未來遷移及計畫性搬遷的評估。 - IPCC AR6：Health, Wellbeing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Communities
氣候風險、人口位移與「非自願滯留人口」的相關評估。 - IDMC 2026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2025年最新全球及區域災害與衝突相關內部位移數據。 - IPCC AR6：Asia Chapter 10 PDF
亞洲低窪沿海地區、海平面上升、遷移與計畫性搬遷的背景資料。